
影視劇劇本或者電視綜藝節目模板起源于一個創意,從創意開始,要經過創意的文字記錄、制作和攝制、播放,才能形成熒幕上我們看到的作品。從文化創意的角度來看,如何界定抄襲還是借鑒?電視臺斥巨資引進版權到底有什么作用?針對以上問題,記者采訪了業內專家、編劇、影評人、制作人以及從事影視法律相關工作的律師。
著作權法保護“獨創性表達”
行業存在允許合理借鑒現象
“影視界侵權事件一直都有,我的作品也被別人抄襲過,而且不止一次,抄襲的手法如出一轍。”知名編劇張曉蕓表示,我國對于著作權侵權的標準有三條,比如是否發表在前、是否有實質性接觸、是否有表達形式、特點的一致或相似。從編劇角度來看,她認為,解構優秀作品藝術上的結構模式是可以借鑒的。但具體到人物關系、人物設計、人物對話和主要情節走向相似可以構成抄襲。例如電影中有主要情節事件,女主角遇到車禍或者重病失明了,然后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故事等,這些主要情節點一致,很難逃脫抄襲的嫌疑。
例如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的故事講述男主角在公園拍攝一組照片,托馬斯把照片不斷放大后,在照片上看到了-具尸體和-個拿著槍的人,他似乎發現了-起謀殺的現場證據。后來,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談話》運用了相似的故事核,講述主人公在處理一段錄音中發現找到暗殺任務的故事。故事發展情節和脈絡也相似,但是創作者通過轉換載體,主人公職業身份的變化導致臺詞語言特點和故事走向的變化。該片和《放大》一樣,都獲得了戛納的金棕櫚獎,這如同高手過招,屬于借鑒。
反之,當年作家郭敬明被訴抄襲一案,就不屬于借鑒,法院最終認定了小說《夢里花落知多少》中剽竊了小說《圈里圈外》具有獨創性的人物關系的內容。張曉蕓說,合理借鑒還是抄襲,絕大部分編劇心中非常明白,那么如何操作就與道德和職業操守有很大關系。
北京天馳洪范律師事務所律師董媛媛表示,著作權的侵權案往往是一個體力活,代理律師組要進行大量的比對,電影體量小一些,動輒四五十集的電視劇一幀一幀地比對是很大的工作量。最后需要向法院上交比對表,把握不夠準確的地方找專家進行輔助。
瓊瑤訴于正案中,被瓊瑤一方邀請的專家輔助、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汪海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瓊瑤訴于正案中以“非法改編”名義訴訟,“抄襲剽竊”這個概念多運用于文字作品。影視劇作品對于“非法改編”侵權的認定,從故事層面來說,有一系列有因果聯系的連續性事件的情節類似,可以被認定為是侵權行為。在影視劇本創作中,合理借鑒是業界常態,一般來說有借鑒人物形象、人物關系、劇情、橋段等,這些部分單獨的、個別的近似性是業界所能接受的,比如劇情類似,但主人公的設置不同是可以的。而某個局部或某個橋段跟另一個影視劇作品類似,這在行業內部是被容許的,而著作權法保護的并非“思想”,而是“獨創性的表達”,因此,主題類似也不構成侵權。
影片抄襲存在爭議焦點:
結構可以類似 橋段不能相同
《夏洛特煩惱》總制片人劉洪濤曾于微博上發布聲明,他認為該片的“抄襲說”是罔顧事實、斷章取義。他指出像《夏洛特煩惱》這樣的類型片,好萊塢劇本專家早就總結出了若干個故事模型,結構大致相似。《夏洛特煩惱》不僅與《佩姬蘇要出嫁》相像,與《土撥鼠之日》《回到十七歲》等經典穿越片都高度相像,因為大家做的是同一個類型,并不屬于抄襲。
針對“類型片都會有類似的表達”的問題,青年影評人高晴認同這個說法。類型片確實存在一個套路,有些像工廠生產出來流水線產品一樣。她開始學習編劇時,曾經覺得《泰囧》和《人在囧途》極為相似。在她學習過編劇理論并大量觀看公路片之后,發現公路片通常都是指以一段旅程為背景,電影的主人公在占電影絕對篇幅的公路旅行情節中,完成生命體驗、思想變化、性格塑造,產生一系列的戲劇沖突。“看過越多公路片感觸越深,公路片都是這個套路。”高晴說。
好萊塢編劇大師麥基曾經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深深地受惠于偉大的故事傳統,你不但必須尊重而且還必須精通你的類型及其常規。高晴認為,麥基這句話曾經給她很深的啟發,商業片需要按照一個套路拍,不然無法滿足觀眾的預期。例如在商業電影開場三分鐘會有一個小的突轉,六分鐘完成一個懸念。但是,形式不等于公式,好的商業片會在這個形式中玩出自己的花樣。
編劇汪海林則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類型片都會有類似的表達,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同一類型電影,具體表達差異有可能很大。主題和整體結構類似不構成抄襲,但是具體到幾個細節或橋段都很相似,這不屬于類型化表達。類型化只是結構方式、情節模式的概括,不應該出現橋段類似,這可能是一些影評人質疑的原因。
汪海林認為,《夏洛特煩惱》在法律層面并不構成抄襲,但是從觀賞體驗上,不能禁止觀眾或影評人評論該片的個別橋段與某些影片有類似。香港資深影評人、香港金像獎終審評委列孚進行比對后發現該片同其他作品結構、立意和細節高度類似,行業內提出這樣的質疑很正常,但是抄襲這是一個法律概念,指責抄襲就要拿出有力證據。
電視綜藝節目抄襲、借鑒難界定
引進版權可以規避風險
不僅僅是影視劇作品,很多衛視頻道的綜藝節目也頻頻陷入“抄襲”指責,從內容的抄襲到引進版權糾紛都是網友的熱議話題,一些并非版權合作的綜藝節目和某些國外的電視節目的制作手法極為相同。對此問題,法律專業人士認為,一些綜藝節目的相同部分,并不完全屬于法律保護的部分,因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并非“思想”,而是“獨創性的表達”.
李田園律師說,電視節目模式具有商業價值,節目的國際許可也很常見,電視綜藝節目模式包括主持人的臺詞劇本、情節設計、舞臺設計等要素,但以上要素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節目的內容不同而變化的。電視節目模式不是文學作品,不是小說,更不是戲劇,目前世界各國對于電視節目模式是否受版權保護并無定論。
既然很多內容不受法律保護,那么國內許多電視臺這幾年花巨資買下國外知名綜藝節目的獨家版權,引進的是什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媒經濟學博士劉旸說,雖然節目模式不能受版權保護,但是節目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舞美布置、背景音樂等是享有版權的。除了這些元素之外,模式引進的是節目環節的編排、參與人員的范圍等一系列元素的組合。不僅僅是中國,國外節目模式也是不被保護的,比如,英國雖然是節目模式輸出大國,但是其司法實踐中并未將節目模式作為版權法保護的客體。在英國《版權、外觀設計和專利法》中規定,版權保護的是具有原創性的文學、戲劇、音樂或藝術作品。
國內電視機構看重引進版權主要是為了規避法律風險。在很多人看來,從荷蘭、英國、韓國引進已經成熟的電視綜藝節目模式,然后在中國制作播出,就是為了降低法律風險。此外,制作方也希望通過版權引進實現全球熱門綜藝全球節目的本地化。不過,全球熱門節目在本地化的過程中也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比如綜藝節目《花樣爺爺》等韓國收視率極高,而進入國內進行本地化之后則表現平平。有專業人士分析,對于原創節目而言最好的播出載體就是在本地,從國外引進的節目在本地化的過程也具有一定的風險性。
《開講啦》節目制作方之一唯眾傳媒創始人、總裁楊暉女士接受采訪時表示,電視綜藝節目的抄襲和借鑒是很難界定的,不只是電視節目策劃和創作,工業產品的生產和設計也會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國目前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下,我們正在經歷學習的階段。在通過版權引進的過程中,學習外國節目制作的流程,生產創意的系統和思維方式,從而讓我們的創意通過科學的流程化管理達到專業化的水平。
作品侵權影響影視行業發展:
要么版權引進,要么堅持原創
編劇余飛說,“編劇是腦力勞動者,寫劇本不能分心,打官司卻要牽扯一個人的情緒和精力。無法投入創作,編劇就斷了唯一的生活來源。” 張曉蕓也曾用“半年寫稿、半年討薪”來形容編劇們的生存現狀,她認為,現在大部分編劇已經有了國家版權總局的版權注冊意識,注冊在前等同于發表在前。同時,劇本文字發表可以在前,在報紙雜志或者在個人博客上發表,這都成為發表在前。但是,這樣創作者作品被抄襲的可能性也會增大。
針對編劇們對于維權內心的糾結,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海林表示,在尋找并保護好劇本創作過程的原始證據的情況下,發生問題也可以向行業組織尋求幫助。行業組織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協會組織的影響力變大,甚至成為行業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無論是協會會員還是自由編劇,都會受到足夠的行業保障和行業約束,而法律是編劇維權的最后底線。他認為,界定劇本是否侵犯著作權確實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走法律途徑不一定十分有效,此外,這其實更是行業規范和業內道德問題。
針對劇本創作亟待規范的行為,張曉蕓表示,美國好萊塢有一套非常詳盡的流程,包括鑒定機構、賠償金額、行業對編劇的處理等可以借鑒。“在好萊塢,如果這家影視公司拖欠了編劇的尾款,那么編劇上訴到編劇公會,這家公司不僅片子無法發行,而且還要面臨高于拖欠尾款的巨額罰款,另外還會登上編劇公會的黑名單,所以人家行業的自律性比國內高很多。”
“由于沒有明確的界限,國內存在著創意抄襲和借鑒的事情,各有各的理。學習和借鑒只是一個過程,原創節目才是真正的出路。”劉旸表示。
值得肯定的是,無論是影視劇還是綜藝節目,我國都逐漸從單純借鑒抄襲走向版權引進的正規模式,除了像《中國好聲音》等大量綜藝節目引入版權之外,影視公司開始買入外國電影版權,常常被稱為“引進外國IP”或者“翻拍”.例如去年拿下羅馬電影節大獎改編自《十二怒漢》的口碑之作《十二公民》,改編韓國影片《奇怪的她》的2015賀歲大片《重返二十歲》。都直接打出了翻拍牌。
同樣,在自制綜藝領域,制作方也漸漸找到了自己的感覺。比如愛奇藝的《奇葩說》、樂視的《十周嫁出去》等一些自制節目也開始體現原創的魅力,從以往的跨屏物理層面的交互,變為了精神層面的交互,這些都是在節目制作上的有益嘗試。
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