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何以笙簫默》《左耳》《花千骨》，到《秦時明月》《華胥引》《云中歌》《羋月傳》，網絡小說攻占影視界的勢頭十分強勁。網絡小說版權又被簡稱作“IP”，一方面IP價格不斷走高，影視公司紛紛囤積IP；另一方面是編劇吐槽這些IP硬傷多，距離可拍攝還很遙遠，需要花大力氣改編為劇本。

于是行業對優秀編劇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而編劇關于加強版權保護的呼聲也日益強烈。但伴隨著“IP熱”而來的是這個行業的版權官司也逐漸增多，比如瓊瑤訴于正《宮鎖連城》抄襲《梅花烙》劇本案，又比如《北京愛情故事》著作權糾紛案……

對于這一現象，有人認為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力度不夠，也有人認為糾紛的關鍵點在于合同的簽訂。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破解這些版權難題？在中國版權協會不久前召開的專題研討會上，劇本創作者、法律從業人員以及行政主管部門都有著不同的見解。

新作者涌入擾亂行規

熱門IP最大的優勢就是原作本身就已經聚攏了一大批粉絲，以現成且有一定受眾基礎的作品改編影視劇，這看上去似乎是一條捷徑。但好的小說并不一定適合改編劇本，這讓不少編劇大傷腦筋。“明知道小說改編成劇本有硬傷，但是還有好多人購買。因為囤積IP后能夠轉換為未來的電視劇，可以上市和融資。但IP轉換為劇本需要職業編劇的再創作，此時版權就有了爭議。”

知名編劇溫豪杰坦言，自己曾將一部小說《逆水寒》改編為劇本，“因為小說內容并不符合戲劇拍攝的要求，人物設定、情節設置等均需要改編，我也為此付出了很多勞動，幾乎是重寫了一遍。但最后想要將劇本出版時卻遇到了麻煩，因為原作者不同意出版劇本，我們也只好放棄。”

而版權價格的迅速提升，勢必會分攤電視劇制作其他方面的費用，導致影視公司不得不聘請低價編劇，甚至是不要錢的編劇。中國電影文學會副會長汪海林表示，版權官司頻發與近兩年影視行業產業突然爆發增長不無關系。“編劇行業相對來說稿費多，出名也快，而編劇隊伍素質參差不齊。大量業余作者和新作者涌進，對原有行業行規產生了很大沖擊。”

汪海林說，“作為電影和電視劇維權方面的負責人，我接到大量投訴，如新人編劇為了得到機會，往往不簽合同，也不要稿費，等到影視劇播出后再主張權利。還有很多年輕編劇缺乏從業經驗，沒有議價能力，容易受騙，我們行業組織會幫助他們維權。”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影視劇的版權糾紛量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編劇、導演、制片商以及演員的知名度高，案件影響大，社會關注度高。特別是近期幾起涉及影視劇的抄襲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我認為，抄襲行為是對整個影視劇行業創新能力的極大損害。”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副司長段玉萍說。

立法正在不斷完善

“去年中國是全球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和消費國，也是第三大電影生產國、第二大電影消費國。如此大的行業，必須依靠《著作權法》的保護才能規范和發展。”車徑行說，“網絡侵權、地方臺侵權、編劇侵權……侵權類型很多。但要維權的話，首先成本高，比如海外侵權舉證非常困難；其次舉證難，比如小網站有很多逃避的方法，比如上線兩天就下線了，無法找到證據……從目前來看，我們的維權還只是皮毛。”

車徑行認為，我國影視劇創作傳播出現一些問題，部分原因是立法不夠完善，法律保護不夠充分。影視作品由于創作主體多，歸屬存在爭議，且一旦遭遇侵權，維權成本高，舉證困難。

汪海林提出，涉及編劇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里變少了，比如列舉的作品形式里沒有劇本，更多的表述是小說原著如何拍出影視作品，沒有講劇本拍出影視作品。

對此，段玉萍指出，在《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編劇的權利并沒有減少，送審稿只是對作者的權利進行了整合，但這種整合并沒有減少編劇的任何權利。她表示，影視作品的保護在著作權法體系中是比較復雜的作品種類。

無論是國際公約還是各國的法律，對影視版權都有專門的相對特殊的保護。一般的作品權屬歸作者享有，但影視作品創作主體多，有編劇、導演、攝影，還有鄰接權人，如表演者等，按照現行《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影視劇的著作權歸制片人享有，一般來說也就是投資方，這種規定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在修訂草案中做了一些調整。另外，修訂草案還就影視作品二次使用的利益分配進行了規定。大家對這種調整如果有不同意見，還可以繼續向立法部門進行反映。

行業規范有時比法律更有效

汪海林認為，一個行業的規范不能光依靠法律，還得依靠行業協會的力量。“現在行業發生爭議和糾紛，大家的首選是去法院。但我認為，協會需主動走到法官的前面去解決問題。國際足聯的做法對我們是有啟發的——很多足球運動員不怕法官，最怕的是國際足聯禁賽。一旦運動員違規或違法，只要被禁賽，他的飯碗就丟了。

這說明行業規范的震懾力大于法律。同理，如果行業組織對自己的會員管理真正做到公正嚴格，讓會員了解到行業制裁比法律制裁更嚴厲，那么這個行業就能日趨規范起來。對于影視創作行業也是如此。”汪海林如是說。

清華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國斌認為，行業協會加強管理，可能比法院的判決更有效。他建議，編劇業界可以建立誠信檔案，針對作品設立黑名單等，鼓勵大家尊重誠信、加強自律、保護原創。

段玉萍也認為，在影視創作版權保護方面，行業協會有很大的空間可發揮作用。編劇、原著等之間的合同方面，行業協會可以做一些規范，如制作合同范本、調解糾紛等，通過完善規則讓行業健康發展。

合同是最有效的保護傘

安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程冰表示，我國影視產業發展迅猛，很多外國投資方非常看好我國的影視運作，愿意進行合同約定，而我國因行業慣例不愿進行合同約定。“法律賦予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如果不及時行使，可能存在很大爭議，產生糾紛后，只能由法院依法判定。建議可以行使權利時盡早爭取。”

崔國斌建議編劇通過合同表達自己的訴求，而且簽約時最好聘請律師幫助，將自己的訴求翻譯成法律語言。

“法律在權利設立上更多偏向于資方，但精神產品創作理應偏向創作者。司法實踐中，如何判定思想和表達，界定起來非常困難。比如文字作品的版權糾紛中，可以根據內容比對判定抄襲、剽竊，但文字作品經過導演的拍攝創作過程之后變得非常復雜。影視劇有個特點，它與小說不太一樣，但高度概括后整體脈絡卻可能變成一樣的。”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檢察員孫鐵成說。他還指出影視劇創作中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電視劇中許多橋段是來回運用的，而這些創作素材的著作權歸屬問題一直無解。

未來需理論研究也需司法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琛建議，法學界與創作界的溝通非常重要，將專家陪審團引入影視創作版權糾紛案件的庭審中，會有助于解決侵權認定的問題。對此，北京海淀區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李盛榮表示，最高法院在研究推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問題，海淀區法院是試點之一，他們已提出希望專業化陪審員加入庭審

李琛認為，抄襲的標準可以用“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來反推。一部作品使用另一部作品內容的質和量，如果不構成合理使用，那么很有可能構成侵權。法官丁文嚴表示，相似案例的判決可能不同，不同法官根據閱歷、認知等導致對某些相似個案形成不同判斷。今后可以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針對某一類作品進行指導性認定。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馮剛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對著作權的保護在深度和廣度方面不斷加大，影視創作案件的特征也在變化。過去是直接、簡單的低級抄襲，現在正往更深度、更復雜的方向發展。如何界定抄襲、借鑒等，既需要法律理論方面的研究，也需要立法進一步明確，更需要司法實踐在每一個個案中積極探索。

談到現有法律在執行中的問題，段玉萍強調，在如何認定侵權方面，“實質相似及接觸原則”是國際通行的原則。另外，版權只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方法等也是版權保護的基本原則。但在具體判斷上，思想與表達不是絕對的一刀切，如思想和表達的中間地帶如何界定，如影視作品的故事情節、框架、脈絡、人物關系等是思想還是表達。

雖然這些問題在法律法規中沒有規定，但目前在司法實踐上已經達成了一定共識。如果能形成一些指導性案例，對于統一司法審判會起到一定作用。

文/ 方圓 來源：版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