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視法律網：“窮人”消失了？影視創作不可脫離生活

中國影視法律網：“窮人”消失了？影視創作不可脫離生活
有媒體近日統計了一份《國產劇失蹤人口調查》，發現有一類人物形象幾乎消失了，那就是“窮人”。比如微博2019年電視劇大賞榜單里，前20名有7部古裝劇、10部偶像劇，“窮哪輪得上他們”，這是關于題材類型；還有就是劇中人物的職業，動輒律師、都市白領等，哪怕在滬務工稅后工資2000元、信用卡欠款5000元的人物形象，也“只能寒酸地”住在上海一套精裝的一室一廳里，而某劇中家欠巨債一邊賣唱一邊刷盤子逐夢的女主卻穿著一身名牌……如果說題材視野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具體到人物形象的現實依據、合理邏輯，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勉強甚至牽強，那似乎想表現底層人物生活的努力，倒更像是一種低調的“炫富”或“撒嬌”。實際上，也反映出了創作者與生活的隔閡及創作的隨意。

　　2020年是我國推進脫貧攻堅、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進行了全面部署。當此之際，電視劇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新的職業、階層、身份及新的生活場景、新的人物形象，反映出社會的發展進步特別是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無疑值得肯定；而部分創作者恐怕也努力想呈現普通人脫貧創富、勵志奮斗的歷程，以小見大地展現我們時代的偉大實踐。但從上述例子看來，部分電視劇并未真正地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其視野即便不是狹隘的，至少是不立體、不完整和經不住推敲的。究其原因，要么是創作者缺乏生活體驗、現實認知，要么就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看似要表現現實生活，其實還是在古裝劇、偶像劇的路數里兜圈子。

　　在豐富人民群眾日常娛樂生活方面，古裝劇、偶像劇發揮了積極作用，本來無可厚非；而近些年來的有關政策調整，也是針對其過度泛濫所作出的規范和引領——某種意義上講，當前部分電視劇表現現實生活不夠“現實”、動輒“花樣年華”“小時代”的現象，何嘗不是創作者閉門造車，追求奇情險怪、超然浪漫所致呢？如果說題材狹隘化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可能為人所習焉不察的恐怕就是，發現生活、深掘題材的情懷退化，仔細推敲、精心打磨的能力退化，取而代之的是精致的“生活拼盤”。很顯然，這跟我們的生活是有距離的，難以取得共鳴，甚至對于凝聚時代精神、彰顯時代價值是有害的。我們當然樂見“窮人”早日告別“貧窮”，而當前我們也正舉全國之力為此努力，但作為一個相對的階層概念，即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最基礎、最大多數的普通百姓依然是我們國情特征的基本體現。反映到創作上，過度“精致”則脫離現實，就難免走偏，也容易走形，甚至容易造成一種大功告成、人人如此的假象，仿佛從此淡忘了來路上的艱苦奮斗。

蝸居

　　對于文藝創作來說，經濟賬絕不是小問題。馬克思講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經濟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風靡大江南北的電視劇《渴望》，其中塑造的女工劉慧芳形象，雖然不能稱之為典型的“窮人”，但絕對是代表大多數人、寄托大多數人情感的形象，所以能夠大受歡迎。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特別是城鄉社會轉型，人物形象也逐漸發生變化，可能會有《鄉村愛情》中的王小蒙，有《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也不乏都市白領、職場新銳和各行各業的人物，但他們的生活底色、情感邏輯應該是相通的，都要考慮衣食住行。哪怕創作者故意“讓”人物窮或富，或隱或顯都需要有一本經濟賬來支撐其邏輯自洽。像電視劇《蝸居》中表現普通人為買到房子而辛苦奔走的場面，至今讓人印象深刻。而“小時代”化的傾向，恰恰架空了支撐人物生活的基礎，讓人物不食人間煙火似的“炫富”“撒嬌”，實際上不過塑造了一批時代的“空心人”“塑料人”，跟大多數人的艱辛奮斗相距甚遠。

　　這種傾向其實曾經遭到過嚴厲的批評，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幾年前電影《小時代》因其“三觀不正”而遭到詬病，如今部分電視劇就連精致修飾的針腳線頭都暴露出來了。無論是情懷缺失還是能力不足，它們彼此絕不孤立，而是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正是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缺乏關懷和關注，造成了生活體驗不真實、不深入，不能體察普通人的生活苦樂、行為舉止，也就失去了磨礪和積累藝術能力的最大依靠。所謂“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情練達即文章”，若連人穿什么衣服才合乎他（她）的經濟條件、工作環境、生活處境都不關心、不用心而隨意安排，當然更談不上細致生動地塑造好這樣的人物形象了。

　　總而言之，創作要算好“經濟賬”、避免“撒嬌”體，這樣才能更好地還作品以生活本色、表現人物凝聚精神力量的奮斗歷程；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它應該體現到多樣的題材、不同的人物形象身上。只有這樣，若干年后再回首，我們才可能真正地為這個時代自豪并發自內心地感嘆，我們曾經艱辛過、奮斗過，并且實現了生活的理想目標。

來源：《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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